在中国画经历了数千年沉淀积累与曲折发展至今，笔与墨形式被研究成熟并开发殆尽。对于中国画的审美标准，除却民族造型观、图式，抛开思想格调和内蕴等，画家的书法水平也是观者关注且热议的话题。书法的落款，用笔的质量成为评判一幅作品水准的重要标准之一。同时这也演变成一个较为争议的话题和论调：不会书法就断定不会中国画创作，书法决定着中国画的价值。暂且不去评判这句话是否武断，然而我们仍需要重新梳理与探析这个课题：中国画与书法的联系，以及中国画中书法用笔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以书入画、寓书法于画法的传统在艺术史上由来已久。用清代董棨《养素居画学钩深》中所说的话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归纳：“画道得而通于书，书道得而可通于画，殊途同归，画书无二。”我认为这其中可以分解出两方面的含义：其一，中国文字的起源和绘画观念的肇始有着共同的联系。二是书法与绘画在表现和审美的观念上，在笔墨的运用上有着众多相同和可互鉴的规律性。

　　往前追溯直到书法、中国画的发端源头，我们知道中国书法随着汉字的产生而产生，是汉字的造型艺术，伴随着汉字的发展而发展，和汉字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在目前发现，最早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形成之前，观察以象形表现为主的陶纹、族徽文字，便可发现大量图案填色现象。正是这些由线条和图案相互组合的符号化文字，逐渐线条化后，衍生出了甲骨文。在甲骨文的酝酿发展期，可为中国画和书法的起源找到相同的出处。这种出处便是先民最初的思想活动记录方式，是书与画共同的心源。如唐代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认为：“在造字之时，书画同体而未分。书（文字）、画的区分来自目的不同。文字的作用在于传意，绘画的作用在于见形，字学六体中的鸟书也就是画。”这也是对于书画同源的认识。

　　线性始终生发并高度概括着中华民族的艺术行为。从岩壁、陶器上的图案纹饰，到我们所说的族徽文字，再到甲骨文，图画转变入中国画，线条是思想承载的主体。当中国书法、中国画得到充分的发展后，线条的独立审美和生命力得到了再次的剖析研究。同样一以贯之的是，民族艺术的音乐、诗歌、武术、雕塑的造型，情感气脉、节奏、舒张都可以线性去理解。

　　中国书法对线性的开发与研究是专注而精深的。一支笔在手，笔墨与纸的对抗中，粗细、转折、拧转、拖曳、顿挫、轻重、徐急尽情展现，而统合这一切的节奏感便是书法生命的主线，也是书者心境内美的体现。宗白华先生曾说过：“如果知悉中国艺术，须从书法开始。”黄宾虹曾言：“画法即书法，习画者不究书法，终不能明画法。”比较中国画，中国书法艺术在用笔用墨等个体形式表现上，更能体现艺术家内心的观照。所以我们看待书法的线条，不能只看技法层面的形式方法，书法中孕育的内在生命线条，同样是中国画汲取借鉴的艺术营养。

　　南朝谢赫六法之中有“骨法用笔”；宋代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中说：“凡画，气韵本乎游心，神采生于用笔。用笔之难，断可识矣”；明龚贤说：“用笔要健。”这些论述将用笔赋予极高的艺术追求。荆浩在讲吴道子的画时曾说：“吴道子笔胜于象，骨气自高。”对吴道子的笔力、笔质给与高度评价。唐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谈吴道子说：“国朝吴道玄，古今独步，前不见顾陆，后无来者。授笔法于张旭，此又知书画用笔同矣。”享誉古今的“吴带当风”一笔而成，气脉通连，隔行不断，即是书势也是画势。吴道子的画归纳为画法用笔还是书法用笔暂且不论，然而已经可以看出书法用笔较为典型的萌芽和趋势。至魏晋南北朝，士大夫阶层集中、高度的参与绘画实践与探索，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理论的发展。谢赫“六法”将“骨法用笔”作为中国画用笔追求，确立了“书法用笔”的观念地位。

　　若换以中国画史的角度来看，“以书入画”同样因为中国画本身的线条需要进一步的精进，来满足绘画本身所需。正是这种难以自足的前提，不断完善的书法线条发挥着书画的审美观念共性成为内因，促进了书画二者的逐渐融合，也为文人画奠定了理论基础。唐宋绘画重楷法，用笔惯用提按，转折较为方硬，至元人绘画为之一变，以行书、楷书、篆书等更丰富的书法入画，明人有徐青藤等草书入画，性情恣肆，如大风卷水，元气淋漓。董其昌提出，以草隶奇字入画，追求一种古朴和奇趣，清末碑学大兴，篆书，金石入画，如金农、吴昌硕，以及齐白石等，书法与绘画难分彼此。书法理论、书法的审美要求，行笔的规则气象，深刻影响着中国画。线的质量、气质，直接体现画家的功力与品格，最终呈现写意精神风范。

　　书法用笔对中国画的影响，还表现在书法的结体取势对中国画的布局乃至造型的互鉴。书法与中国画的结构、章法、疏密、节奏、留白、韵律、气韵都有相同的审美因素。中国画家都知道高质量线条的难度，同样在体式上，中国画与书法也有着可以借鉴的关系：大写意之于狂草，小写意之于行书，工笔画之于楷书。总之，二者有中华文脉一脉相通，有着相同重神似、求变的艺术追求。

　　于是，书法线条逐渐成为了写意画最基本的表现语言，以书入画的绘画用笔，开始比书法本身更具有复杂的表现性、创造力。如荆浩的斧劈皴，董源的披麻皴，再到郭熙的卷云皴，把中锋用笔扩展到各个侧锋，为大写意笔法墨法的成熟创造了条件。到明徐渭俨然书意纵横，风驰雨骤，笔简意溢。清吴昌硕则用古拙雄强的篆籀笔法挥写胸臆，其花鸟画以气魄雄健的崇高美代替了古典的和谐美，展现民族的气魄精神，开拓了大写意新格局。这种以大篆融大草的笔意笔势形成苍茫古厚绘画风格。再看齐白石，书法和绘画风格一脉相承，以书法造诣决定着绘画品质。

　　书法线条的情感性，将画者的精神面貌第一时间记录并展现出来，汇聚成幅。李苦禅曾说“画至为书为高度，书至为画为极则”。纵观中国美术史，中国画名家大家大多兼擅书法。有以书入画，也有以画入诗，无一例外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从宋代的米芾始，元赵孟頫，明沈周、徐渭、文征明、董其昌，清石涛、八大、金农、赵之谦，近代的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、潘天寿、李苦禅等都以书入画。他们以书法滋养中国画创作，并逐步支撑、形成独有、鲜明的画风面貌。

　　中国书画形成的相辅相成的美术格局，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可追溯，与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哲学特性密切相关。不止书法，诗和印同样也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财富。书与画的互鉴，诗书画印的结合，是中国传统艺术能够取得璀璨成就的重要内因。我们应感谢、庆幸中国文化的热土，感谢生生不息的文脉传承，让中国艺术有着得天独厚的格局和精神内核，让我们得以在广褒的世界里耕耘。我们中国画家对书法的研究和发掘应该更加深入与专注，要结合书画之间的关联性和互通性，将诗书画印臻萃于一炉，最终成为我们笔下艺术的滋养，和推动新时代中国画继续发展前行的动能。